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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二五”:中國經濟的動力何在

  • 什么是“十二五”期間中國經濟的增長極和新動力?這與“十二五”期間遇到的難點和重點息息相關。從十七屆五中全會發布的公報可見,如何調整經濟結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將是“十二五”期間中國經濟的最大難點也是重點。全會指出,“十二五”期間中國經濟要走依靠內需之路,同時,中國經濟也已進入只有調整經濟結構才能促進持續發展的關鍵時期。

      因此,中國經濟的增長極和新動力不僅與立足內需密不可分,還代表了經濟結構調整的方向。我們認為,多個區域規劃將構筑中國經濟多個增長極,引領經濟保持適當增速;城鎮化的推進、低碳經濟以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將成為“十二五”期間中國經濟的新動力。

      多個區域發展規劃立足地方優勢,將構筑中國經濟多個增長極

      增長極理論認為,經濟增長通常是從一個或數個“增長中心”逐漸向其他部門或地區傳導。因此,應選擇特定的地理空間作為增長極,以帶動經濟發展。

      全會公報指出,“要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實施主體功能區戰略,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態”。可見,“十二五”期間,促進區域協調發展、逐步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已成為我國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戰略任務,也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環節。

      2007年至今,國務院批準了多個區域發展規劃。其中,已有13個區域發展規劃相繼上升為國家戰略,反映了國務院培育多個經濟增長極,協調區域發展,調整經濟結構的目的。這些區域將在“十二五”期間充分展現增長極的魅力,帶動區域經濟增長。這些密集出臺的區域規劃,使我國基本形成了以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環渤海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東北地區多極聯動,以眾多重點區域經濟快速發展為支撐的新的經濟地理版圖。

      實際上,從西部大開發到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再到中部崛起,大區域發展規劃的構想早在2000年就已融入中國經濟的發展進程,事實也證明,區域規劃對于促進區域經濟增長,構筑經濟增長極效果顯著。以中部為例,中部崛起戰略實施以來,中部六省經濟發展勢頭強勁。2009年中部地區實現地區生產總值7萬億元,人均GDP達到2萬元,比2005年翻一番,占全國比重由2005年18.8%上升到19.4%。

      今年以來,中部六省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進出口總額及實際利用外資額年均增速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由此可見,區域發展規劃可有效拉動經濟增長,形成區域競爭優勢。

      從2007年開始密集出臺的區域發展規劃,實際就是在這一大區域發展框架下更為精細的小型區域規劃。與之前的大區域規劃不同的是,“十二五”期間的區域發展規劃更具針對性和地方優勢,因此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將更明顯。

      一方面,各區域規劃都利用特色優勢,發展競爭優勢,形成不同角度的經濟增長極。如《江蘇沿海地區發展規劃》的立足點就是構建新亞歐大陸橋東方橋頭堡,我國重要的綜合交通樞紐、沿海新型工業基地、重要的土地后備資源開發區,成為我國東部地區重要的經濟增長極。而《中國圖們江區域合作開發規劃綱要》則從國家、東北亞區域、東北新一輪振興三個層面上,明確了長吉圖是我國沿邊開放開發的重要區域、我國面向東北亞開放的重要門戶、東北亞經濟技術合作的重要平臺、東北地區新的重要增長極這四大戰略定位。其他規劃也都著眼于自身特色,體現了各自明確的功能定位。

      另一方面,各區域間形成互為襄助的差異化競爭格局,帶動區域經濟聯袂增長。各經濟區域之間并不是像以往那樣閉門發展,都走小而全的模式,而是互相聯系,互為補充。如處于關中-天水經濟區的西安就提出與重慶和成都建立更大的區域經濟分工格局,優勢互補以形成內生力量。

      以區域發展規劃為藍圖的“十二五”區域經濟,將以城市群為依托,以城鎮化為動力,依靠中心大城市帶動周邊中小城市發展,形成差異化競爭格局,從而構筑中國多個經濟增長極。

      中國社科院專家預計,未來10年,我國城市群將會形成東北、華北、長江、華南四大板塊,在此基礎上,沿海城市群與內地城市群之間將建立起產業和技術上的緊密聯系。東北板塊的主樞紐是遼中南城市群,華北板塊的主樞紐是京津冀城市群,長江板塊的主樞紐是長江三角洲城市群,華南板塊的主樞紐則是珠江三角洲城市群。

      此外,在未來10年內,我國東部沿海的環渤海、長江三角洲、海西、臺灣(以臺北為中心)、珠江三角洲及北部灣城市群將會聯成一體,構成我國沿海城市帶。這一新的城市帶有可能超過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帶和日本東海道城市帶,上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帶。

      城鎮化進程加速蘊藏新的投資和消費需求,成為增長主動力

      從全會公報可以預計,城鎮化將是“十二五”期間帶動經濟增長、抵御國際經濟不穩定、改變國內不平衡發展現狀的重要動力,是中國短期宏觀經濟政策和未來中長期政策的重要結合點。

      如果說“十一五”期間城鎮化就已成為經濟增長的巨大動力,那么,“十二五”期間城鎮化將與經濟結構調整相配合,將更高質量地推進,所帶來的也必將是更高質量的經濟增長。

      擴大內需是調整經濟結構的首要任務,而最大的內需就在城鎮化,它同時也是帶動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途徑。2009年我國城鎮化率為46.6%,遠低于發達國家,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預計“十二五”期間,我國城市化率將超過50%。到2030年,城鎮化率將達到65%左右,各類城鎮將新增3億多人口,城鎮化將為擴大投資和消費需求提供強大而持久的動力。

      城鎮化為拉動投資注入持續動力。“十二五”期間城鎮化對投資的拉動不僅體現在大規模的房地產開發方面,還將更多地體現在“十二五”側重的民生方面,體現在為城鎮人口解決“看病難、上學難、出行難”等系列問題上,目的是要營造更適宜人類居住的城市,打造幸福感更強的城市。政府投資也將更多地傾向于提供更多公共服務產品。

      城鎮化為拉動消費需求注入活力。一方面,農村人口成為城鎮人口后消費將顯著增加。2008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為3661元,城關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為8869元,地級市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為10599元,36個大中城市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為14326元。這表明從鄉村到城市,居民消費明顯增加。另一方面,農村人口的相對減少,也為農民在有限的資源下實現規模經營創造條件,資源占有量對于每一個農村居民來說相對增加將有利于其提高收入,進而提高消費能力。根據相關研究,我國城市化率提高1個百分點,就會有1000萬到1200萬人口從農村進入城市,約拉動最終消費增長1.6個百分點。

      城鎮化為區域協調發展提供動力。城鎮化在中西部地區的推進,有助于中西部地區完善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公共服務水平,為承接東部地區產業轉移創造良好條件,也為東部地區產業升級騰出空間,有助于實現區域協調發展。

      低碳經濟推動產業升級拓寬投資空間,為經濟持續發展提供新動力

      “十二五”期間,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資源環境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制約將日益凸顯。與此同時,氣候變化、糧食安全、能源資源安全等全球性問題已成為困擾人類發展的重大問題,中國也不能獨善其身,尤其是一些國家醞釀把碳排放與貿易掛鉤,征收所謂的“碳關稅”,這對于中國來說無疑是最具殺傷力的。

      新華社首席經濟分析師陸曉明指出,歷史上科技革命曾引領經濟發展先后進入機械化、電氣化、電子化和信息化時代。這些突破性的科技成果都是為適應時代經濟發展需求產生的。當今時代,全球面臨的最大挑戰無疑是傳統能源的可獲得性和環境的承載能力正趨于極限。可以預料,下一場科技革命必然發生在新能源和低碳領域。在人均資源占有量較低的我國,通過搶占低碳經濟先機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更是緊迫的任務。

      公報指出,“堅持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這也意味著,在節能環保方面,“十二五”將面臨著比“十一五”時期更為嚴峻的挑戰。中國勢必將加快向低碳經濟轉型的步伐,而低碳經濟所引導的新能源、戰略性新興產業將成為經濟新增長點。從長期來看,更將為持續發展注入新的動力。

      扶持低碳產業本身能夠吸引大量投資,尤其是可以有效啟動民間投資,帶動經濟增長。國際能源署在《世界能源展望2008》中估計,未來30-40年,全球每年投資低碳經濟至少在5000億美元以上,2007-2030年期間將超過26萬億美元。我國的新興能源產業規劃也明確提出,到2020年,我國將累計直接增加新能源產業投資5 萬億元,每年增加產值1.5 萬億元,增加社會就業崗位1500萬個。

      同時,低碳產業就業容納能力強,創造的經濟價值大。據了解,目前英國低碳經濟及相關產業每年能創造超過1000億英鎊的產值,為88萬人提供就業機會。匯豐(HSBC)研究指出,盡管全球出現了經濟衰退,但全球低碳行業2008年的收入仍大幅增長了75%。預計到2020年時,該行業的年收入將超過2萬億美元。在我國,低碳經濟的潛力也很大。據估算,“十二五”期間我國節能環保產業總產值可達4萬億元。

      除此之外,低碳行業的產業融合程度高,以點帶面的發展方式可以形成產業集群。以新能源為例,環保設備、煤化工、潔煤燃燒技術、風能、太陽能、核能、生物質能、智能電網、新能源汽車、建筑節能、節能電器等行業都有望從新能源產業興起中獲得發展契機,這些產業興起后都將成為新經濟增長點。

      收入分配改革將提高居民消費能力,使經濟具有內生動力

      全會指出,“十二五”期間“要堅持擴大內需戰略、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建立擴大消費需求的長效機制”。我國經濟要向立足內需的方向轉型,就必須找到拉動內需的關鍵點。事實上,內需不足,主要是居民消費需求不足。收入分配制度不盡合理,尤其是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和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偏低、收入差距拉大是制約消費的關鍵因素。不改變當前的收入分配制度,就不會有持續的消費能力。

      近10年消費占GDP比重大幅下滑

      近10年勞動報酬占GDP比重下滑態勢明顯

      因此,只有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才能釋放被抑制的消費需求,為經濟發展提供持續動力。而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關鍵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和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從全會公報可以看出,保障和改善民生被提到了新高度:“堅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并提出了具體的方向。

      全會提出,一方面,“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另一方面,“必須逐步完善符合國情、比較完整、覆蓋城鄉、可持續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要加強社會建設、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促進就業和構建和諧勞動關系”,“健全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加快醫療衛生事業改革發展”。

      這意味著,“十二五”期間,無論是居民收入還是社會保障、公共服務,都將獲得實質性地提升。專家預計,“十二五”期間居民收入增長有可能與GDP保持一致;政府對醫療和教育的投入都將加大,覆蓋面將更寬,企業和居民的負擔將相對減輕;對于最為壓制中低收入者消費需求的高房價,調控也將成為常態,供給將得到有效增加。同時,對壟斷行業的調控也將有實質措施,比如征收利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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